本报讯 价值观，是内核，是指针，是灵魂。但抵达的路径何在？本报昨日刊登的《价值观，缺什么补什么》一文中，梳理了我省专家学者对“我们的价值观”大讨论给出的建议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和价值共识，提炼出一个普适的价值观。

　　今天，让我们再来听听省社科院省社联省委党校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等单位有关专家学者的献计献策，如何在大讨论中不断生成令人信服和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理念，并渐渐将之确定和定型。

　　“我们的价值观”是属于“我们”的，一个个人就是构成“我们”的成员。

　　“价值可以是生理的利益的理想的道德的等种种需要，如何去满足这样的种种需要，这是一个个人如何规范成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的过程。” 省社科院教授陈华兴认为，讨论“我们的价值观”首先要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从最基层的角度开始我们的思考。我们要考虑，老百姓最需要什么？陈华兴还提炼了几个关键字：“志”，代表了浙江人的精神特质；“富”，代表了老百姓的普遍愿望；“善”，用什么把人放入秩序之中。

　　浙江大学教授赖金良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的价值观”大讨论要让基层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他们是“我们”中的一员，每个人都是通过基层介入社会的，千万不能把讨论变成一种孤芳自赏的行为。

　　“价值观的讨论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做人究竟是为了什么？” 浙江大学教授陈剩勇坦言，现在社会的一些乱象，是因为随着社会巨变，我们原来的自我意义逐渐消失，我们突然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了，“人”还是最终的着眼点。

　　“我不赞成用票选的方式评选价值观，而应该在民意的基础上提炼，不能先入为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卢福营指出，“我们的价值观”是多元性的，我们在谈地缘性行业性的时候还应该强调群体性，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价值观。在多元讨论的基础上，凝练出一种大家都有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首先需要找一个"本"，然后我们再谈谈这个最根本的东西有哪些方面的表现。因为价值观是一种导向性的东西，不是一种硬性规定。”

　　每一条路径的“根”都脱离不了大众的土壤。讨论“我们的价值观”，要走进基层广开言路，这是专家学者的共识。

　　省委党校教授董建萍表示，价值观大讨论不能只停留在学者圈子和理论界，要力戒自上而下的灌输，而应重视自下而上的过程。“自下而上的过程直接牵涉到每个老百姓，比如我们讲到行为规范价值理想追求等就和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幸福密切相关。我们定的目标高远，但必须从每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出发。”董建萍希望“我们的价值观”的讨论可以和“文化强省”建设相结合。

　　“要让老百姓听得懂，要有品位，要讲出我们浙江现在想解决的东西。”浙江大学教授毛丹曾参加过许多社区讨论，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仁爱邻里关系，“实际上讲的是一个问题：现在的社区是一个社会型社区，但是大家期待人与人之间仍具有老式的邻里关系，所以要解决的是如何在社会型社区中恢复友善的邻里关系。民俗节假日的问题也是如此，如何守住民族民间文化节假日的纽带，来保护民族人群的精神气质。”

　　从个体的“我”，到大众的“我们”，“我们的价值观”立足的土壤很广袤。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院长汪俊昌说，从规范性意义上讲，由不同的许许多多的“我”组成的“我们”是有权利的，正是因为有权利才能够成为“我们”，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认知学，“我们的价值观”讨论更要关注社会的场域。

　　“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应该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陈寿灿坚信，价值观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也是能够被意识到的东西，价值观应该到哪里去找？可以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去找，可以去开放的世界性文化中去找，可以去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去找……

　　在吸纳古今中外思想成果，同时深入剖析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基础上，一些学者都提出了价值观的表述方式概括要通俗易懂，解释要精到准确。

　　浙江工业大学校长肖瑞峰特意强调，“我们的价值观”的表述应该朗朗上口，便于记诵和传播，这样才能在大众中扎根。

　　浙江大学教授毛丹认为，价值观的整合要着眼于社会和时代的实际需要，在起初不需刻意追求词语的表述，“历史上的名言警句，我们能够记住的东西，都是对社会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然后再有相应的表述，而不是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