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财经记者 黄杨

　　缘约文化与创业

　　不知从何时起，浙江的“缘约”文化开始屡屡见诸报端，其中，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吕福新就将“温州模式”称为“能人+缘约”模式。他解释道，“缘约”是矛盾的，既是自然或天然约定，又是需要用情和经营的，主要是一种情感纽带和特殊关系。“缘约”区分亲疏远近，自己人与外人、温州人与非温州人的界限鲜明，因此对外是封闭和排斥的，尤其是对温州和温州人以外的文化和人才的排斥，所以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温州村”往往脱离当地社会。同时，对内也往往是搞“小关系”、“小团体”和“小地方”，难以普遍地开展真正的合作。

　　相较于吕福新教授的“封闭和排斥”论，笔者却更注意到这其中的“逐利”性，即是在市场经济机理下，浙江商人在“逐利”传统的趋导下充分利用“缘约”文化筹集资金、人脉和社会资本；相应地，“缘约”文化也是浙江商人在创业之初所依赖的融资渠道。

　　由于浙江区域文化传统中的“缘约”特性(如温州帮、宁波帮)，信任机制产生在“家”的网络中，因此商业的交易方式会顺着“家庭、家族、家乡”的“缘约”网络迅速扩张，从而形成“人人当老板”的空前盛况。

　　众所周知，在浙江，民间资本最为活跃，也最容易形成规模。大量的民间资本被部分个人或者法人聚集到一起，变成改变当地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聚集到个人或法人手中的大量资本再以民间借贷的形式流出去。这其中“缘约”文化就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查阅资料不难发现，其实民间借贷便发迹于亲戚朋友及邻里间的互惠互助，往往游离于体制之外，具有很强的草根性。这种借贷关系以人际关系为基础，具有“家”之特性，缺乏法律庇护。人们在进行借贷交易时，只需打借条，在借条上注明借贷双方的姓名和借贷金额即可。期限也不确定，随时可以收回。即便如今民间借贷早已超出了最初功能，容纳范围也远远超出了亲戚、朋友及邻里之间，甚至发展成为“民间金融”。温州当地的工业、商业以及学校、医院都有可能已经被囊括其中。

　　更进一步地，“缘约”文化发展到今日，已经不仅是存在人与人、人与商、商与商之间的一种社会文化，更已经“由民到官”，影响到制度的生成方式。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逐渐兴起的时期，地方政府对其的态度是观望和沉默，基本上持默许的态度。温州当地一位商人告诉笔者，“那个时代，地方官员的家人也有部分经商，他们也都分享到了改革开放的活力和利益。结果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便是温州人的经商行为得到了保护并迅速成长”。就是如此，温州人在经商过程里，在官与商的血缘“缘约”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态度，影响了制度的变革。政府当然也乐于顺应民意创造制度，完成制度供给行为。

　　典型的例子便是吉利汽车的创始人李书福。李书福虽然不是温州商人，但浙商的身份亦可说明问题。李书福早期从事摩托车制造，积累了第一桶金。之后凭借其个人的独特眼光和过人胆识，转而挺进汽车产业，是中国民营企业第一家从事汽车生产的企业。但是，由上到下的国家产业政策中，都明文规定民营企业不能制造轿车，只能生产客车。这种情况下的吉利最初只能生产客车。但是，李书福却不认这个理儿，私自生产轿车。这在中国的其他地域环境，基本上是匪夷所思，很难实现的。但是在台州，台州市政府在李书福“祥林嫂”式的关于汽车产业愿景的游说下，认同了李书福的抱负，并持默许态度。浙江省政府也是如此，最终，李书福如愿以偿，取得了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生产轿车的许可证。产业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类型，其是民间与政府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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