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狄更斯（1812—1870）诞辰200周年，为此世界各地的文学界都在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很难想象，这位伟大的英国作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12岁那年，他当了半年童工，在海军军需处任职的父亲则因债务短暂入狱，全靠一笔遗产重获自由。此后狄更斯又读了两年书，还自办一份小报。离校后狄更斯到律师事务所实习，当过法院的速记员和专门报道议会消息的记者。这些工作的性质使他对社会的了解远超出同龄人。

　　狄更斯笔法幽默夸张，是文学界的漫画家。他只需寥寥数语，一个个男女老少就鲜活地要从书中跳出来。狄更斯也是市场上的通俗作家，小说几乎都是先由杂志分期刊出，情节往往随着读者的情绪而变化发展，要说读者参与了创作，也不为过。只要读过狄更斯英文原著，必然会感受到他在语言上的神奇力量。狄更斯词汇之丰富多彩，比喻之滑稽巧妙，句子结构之复杂多变，都让人惊叹不已。但是最让笔者感叹的是当时英国公众的语言能力。他们一般没读过几年书，却有着辨识天才的慧眼。如果今日高中和大学毕业的亿万网络文学爱好者能有这样的鉴赏力，岂不是国家之福！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同时代人，狄更斯对社会的关切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他在《董贝父子》和《我们共同的朋友》等小说中对《共产党宣言》里提到的“现金交易”做出了最深刻的批判，金钱扭曲人性的力量从来没有被如此淋漓痛快地揭示过。老董贝是一个完全被金钱所异化的人物，当儿子保尔问他钱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道出了自己的信仰：“钱是万能的。”垃圾承包商老哈蒙的巨额遗产在死者身后不断激发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但是狄更斯小说的结局却总是给读者带来信心和希望：老董贝在爱的感化下终于忏悔了；而觊觎由垃圾转化而来的财产的骗子未能得逞，诚实、正直的人不图钱财，最终得到好报。狄更斯式的圆满结局经常为评论家所诟病，但是它们却反映了社会对正义的渴望。诚如哲学家桑塔亚纳所言，公众的偏见是狄更斯艺术的审查官，他自己的仁善之心也会时不时地破坏他原初的写作计划。

　　狄更斯批判自己身处的社会，同时又不愿看到它被贫富差别和阶级仇恨所撕裂，他相信普通英国人的道德和信仰，爱护英国社会，他从来不以激起怨愤和仇恨为目的，他以宽厚仁爱的大心融化坚冰，奋力驱散他在《荒凉山庄》中刻画过的无处不在的雾瘴。奥利弗·退斯特（《雾都孤儿》）的成长环境恶劣，但是他不会“学乖”，一再让那些想看他走上邪路的人失望。匹克威克先生（《匹克威克外传》）面对法院不公平的判决，拒绝赔款，宁可入狱。驱使他这样做的原因，并非他性格古怪，而是他身上强烈的、近乎迂腐的规则意识，那是一种“费厄泼赖”精神的副产品。社会有负于他，可他绝不会因此自鸣不幸，以社会为敌。反之，匹克威克先生慷慨大度，富有同情心，即便对于曾经误解和欺侮过他的人（如巴德尔太太和金克尔），也能待之以仁恕之道。正是这种“迂腐”赋予他活力和魅力。狄更斯相信善良能够战胜邪恶，因此作品里总有改邪归正的人物。《圣诞欢歌》里的守财奴斯克鲁奇有点像年终克扣工人工资的老板，深陷钱眼不能自拔，但是他终于从小小的自我中解放出来，关心帮助他人，融入社会；《艰难时世》里那位只认数字和所谓“事实”的功利主义者葛莱恩通过女儿的遭遇，认识到诗歌和小说启发心智、培育感情的巨大作用。在狄更斯的世界里，律师贪婪，法庭拖延，但是法律也有伸张正义的时候，如《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乌利亚·希普在监狱里悔过自新。

　　同情贫苦无告者并不意味着欣赏被压迫者的集体行动。狄更斯惧怕“暴民”，他在《双城记》里关于法国革命期间“恐怖统治”的描写是对英国统治阶层的警示。苦难对心灵有其扭曲、破坏的作用，受害者的心态也在毒害受害人自己，《远大前程》里的郝薇香小姐就是一例。《双城记》里的德法奇太太充满了深仇大恨，她记录了法国“旧制度”下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种种罪恶。但是她一心报复，自己也成为仇恨心理的牺牲品。与她形成对照的是英国人卡尔顿，他出于对露西之爱，牺牲自己的生命救出露西的爱人。

　　我们以往喜欢批评狄更斯与社会的妥协，仿佛英国非得来一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无数人头落地，才对得起历史的规律。狄更斯的小说即便发出谴责之声，背后也有一种建设性的、善的支撑。他的作品参与形成的舆论氛围产生了可观的压力，使整个社会痛感改革的紧迫性，而英国的政治机构也善于调整和自我完善，不失时机地与舆论良性互动，例如1832年和1867年的两次议会重大改革逐步扩大了政治参与。从狄更斯的小说里我们能看得到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现，它就像巨轮船舱底部的压载，保证了社会在持久稳妥的改革进程中不致倾覆。19世纪中叶，欧陆激进派以为社会转型可以通过极端手段毕其功于一役，而英国人则是脚踏实地，不断在一只旧锅子上修修补补，结果旧锅子变成了新锅子，但是仍保有最初的形迹。英国的现代化走的是一条渐进的“摸石子过河”之路，19世纪的英国政府善于解决具体问题，无数关于工厂的立法就是见证。狄更斯通过文学手段唤醒良知，推动进步，但他并不会假定，说社会变革必然有利于世道人心。他让人们意识到，只有靠道德的力量渐渐改变人性，制度上的变革才有真正的意义。

　　100年前，狄更斯的作品就进入中国。晚清文人往往以为，中国在“奇技淫巧”上不如西洋，文章却是世界第一。最早翻译狄更斯的林纾则看到域外小说的诸多长处。他比较了《孝女耐儿传》（1907，即《老古玩店》）与《红楼梦》，指出中国读者爱看上层社会的奢华生活和男女之情，狄更斯则反之：“专写下等社会的家常之事…… 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层社会写照，奸侩驵酷，至于人意所未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已，则文心之邃曲，宁可及耶？” 对百年前中国人而言，狄更斯不仅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还提供了观察本国社会的新视角。林纾还在《贼史》（1908，即《雾都孤儿》）序中写道：“狄更斯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治知而改之。……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他不希望中国作家一味感叹中英之间的反差；应本着爱国心呈现社会底层的真相，指陈得失，从教育着手，促使整个国家“从而改之”。

　　为纪念狄更斯诞辰200周年，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正在印制《狄更斯全集》，准备参加今年4月的伦敦书展。如何在新的语境下阅读狄更斯，这是摆在广大中国读者面前的新课题。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来源人民日报) 《 人民日报 》（ 2012年04月10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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