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手作别 蹩脚英语

    夏季来到大不列颠是最佳的季节，那里的一天显得无比的漫长，晚上九点多时的太阳，仍慵懒地逗留在窗外的那一个栅栏上。我们也在这个白昼极度长的国度开始了我们为期两周的学习。我们有两位英语老师，分别教授我们新闻传播与市场营销，而同在一块儿学习的还有十几位来自广州的同学。新闻传播老师Jon来自米尔顿凯恩斯大学，他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英国绅士，留着络腮胡的他以其优雅的举止，富有魅力的谈吐获得了我们大部分女生的“芳心”。
    在课上，我们可以持着相机去采访校园中的学生、老师或者是校内的职工。每次上课前，Jon都会将任务布置下去，接下来的一节课就任我们“撒泼”。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勇气进行撒泼，初到英国的时候，我们几乎是窘迫羞涩地说不出一句完整而又无语病的英语句子，但是在课上，Jon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上交一段采访录音，所以在第一节采访课上，我们一个个快速地跑到教室外，用我们蹩脚的英语去向经过的人提问。直至此时我还记得当时的场景。一群人兴奋地 “逮”着一个行人就开始问：Whatwillyouchoose……而到后来展示录音的时候，只有一阵阵的风声在录音笔里刮着。然而在随后的几节课中，蹩脚的英语几乎向我们挥手作别。虽然句子不是很完美，但我们至少能大胆地向Jon索要合影，还可以在最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向两位当地的说唱歌手提出我们想问的问题。
    生活环境真是学习英语的绝佳老师，课堂上的英语互动、头脑风暴拓展了我们的英语词汇，锻炼了我们的英语口语，而在学习之外的日常生活中，英语是我们唯一的语言表达方式。周末不上课的时候，一大群中国姑娘，乘着北安普顿的19路车，风风火火地到购物中心去淘衣服、逛超市，和售货员们、水果商们侃着英国多变的天气。
                        

     城市之光 艺术风情

    在为期二十多天的游学中，我们曾三次来到伦敦。如果说北安普顿小镇代表的是乡村悠闲的景象，那么伦敦则是城市之光的聚集。覆盖广泛而又便捷的地铁网，地面上繁忙的双层巴士，拿着星巴克咖啡匆匆而过的上班族，显示着这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他们的摩天大楼，他们的金融交易均聚集于此。我们拿着一张地铁通票穿行在伦敦的地铁站中，下一站或许是斯坦福桥，也可能是伦敦塔桥下站，暂时脱离了大队伍的我们小心翼翼却又兴奋无比地抱着伦敦地图研究着地铁网络。
    而对于我，则是奔着国家艺术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而来，历史与美术著作中曾高频得出现这两个地点。在国家艺术馆内，我曾站在梵高名画《向日葵》前，30厘米的距离，不近也不远；我曾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与拉斐尔邂逅；也在不经意间遇见了达芬奇非凡的画卷；在最后的二十分钟，我伫立在莫奈的面前，期待许久的画图在我的眼睛与脑海中定格。
    当国家艺术馆关上大门的时候，我随着人潮走向了国家艺术馆外的喷泉广场，伦敦的天气多变，不知何时又下起雨来。虽然我的卡片机中并未留下一丝一缕国家艺术馆中草绿色与金色穹顶的身影，但我的眉间、我的手心、我的眼睛，它们都曾与艺术家们金色的灵魂照面。
    大英博物馆之行却是我的一个遗憾，匆匆的四十多分钟只能让我看一眼埃及罗塞塔杯，而传说中圆明园的珍贵宝物却不知被藏匿于哪个地下室。从国家艺术馆到大不列颠博物馆，我仿佛是飘荡着的棉絮，甚至会怀疑自己在何地，然而我毕竟真真切切地窥视过艺术殿堂的一角。我不知这缕棉絮未来是否还会飘回大不列颠，但至少我的眼睛，曾经被这些光芒所照射。

    大不列颠 后会有期

    踏上归程的那日，阴晴不定的伦敦竟然给了我们一个绝好的晴天，虽然厚重的云层照例挡住了太阳。我们和广东的一群朋友都在退税处排队等待着退税，退税的过程漫长而乏味，我们在等待中瞥见了玻璃墙外的茱莉亚。豪放开朗的茱莉亚是华裔英国人，当我们一下飞机，她便如那日晴好的伦敦天气一般，迎接着来自同是中华民族儿女的我们。离开那日，茱莉亚是趁着上班的间隙来与我们道别的，她站在队伍线外，叮嘱着退税的流程。
    我点着头，看着茱莉亚离去的背影。心里想着：她是否也曾如今日一般在异国他乡送别来自中国的学生？马修和彦，他们夫妻有事情没能来，马修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每次的出行，马修会像我们的管家一般，在大巴的车门口默默地数着我们的人数。
    退税结束后，来自浙江的我们和来自广东的同学朝着两个不同的候车厅走去，他们飞往香港，而我们飞往迪拜，在那儿等待转机至上海。我坐在登机口处的长椅上，那些浅尝英国红茶的景象，那些痛苦地咽下煎蘑菇的景象，那些数着便士的景象，如迷雾般缭绕在登机口处的空气中，似挽留，又似邀请。
    我还是登上了回家的航班，带着留恋与不舍，或许，未来某一天我又将被大不列颠的引力所吸引，再次踏上这片浪漫的土地。大不列颠，后会有期！

（编辑：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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