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增长停滞阶段，承受债务压力的中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经济改革与浙商转型”——浙江工商大学校庆105周年“浙商大讲堂”专场中抛出了答案：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企业减税、开发国内需求源泉，并加大高度服务业投资及提高城市化率。

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增长停滞阶段

今天我们很难把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分开来讨论，我们面临一个全新的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阶段，我把这个阶段叫“新平庸”。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1月份发布了《全球经济的展望》报告，这个展望里用了“Subdued Dnmand”——“下降的需求”，“走低的预期”，用这个标题大概反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未来的基本看法，这是一个展望，不仅仅指当下。

IMF比较典型地代表了一个国际组织对全球经济的看法，这个看法当然会影响很多投行、投资者，以及很多国家对增长预期的估计。美国经济学家，原来是哈佛大学的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也很悲观，他认为全球经济陷入到了一个“长期增长停滞”的阶段。

这个悲观的观点，实际上也换成了其他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进行传播，发达国家叫“长期停滞”，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就把它转换成“新常态”，总体上都是不看好。

债务问题是“魔鬼”

那么到底世界经济、全球经济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在不断调低对它的预期？

我觉得原因或许可以在阿代尔·特纳的《债务与魔鬼》这本书里找到。书里有一句名言，“债务从来不会走开，你一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是没办法解决的”。这句话来自于歌德的《浮士德》，意思是今天全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居高不下的债务。

发达国家的债务主要集中在公债上，政府背上的债务比较多；新兴国家的债务主要发生在公司身上。但是总体上大家都在经历债务相对GDP增长过快的困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分析说，从历史上看利率是固定的，借钱要还的利率是固定的，历史上看几百年平均5%。但是经济增长率达到5%的年份很少，利率总是高于GDP增长率。

所以无论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面临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债务增长太快。2015年，中国政府企业家庭总负债差不多是GDP的220%左右，在新兴经济市场里是最高的，当然这还不包括离岸市场和金融部门。据最新的测算，中国的总债务占GDP的比重是300%。

而债务问题不是个新问题，是老问题。

哈伯勒的《繁荣与萧条》一书中提出“债务积压”概念，根据他的分析，债务积压会让货币政策失效：第一没有人投资了，第二没有人愿意借钱给别人，这时候央行的货币政策就要宽松，但是宽松以后反而会创造新的债务，因为增长率不高，民意需求很低，那么债务的增长很可能会快于GDP的增长。

与此同时，债务很难摆脱就会出现严重的资产错配，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就会被动摇，所以如果一个国家房地产始终很繁荣，吸纳过多的信贷，那么它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会比较慢。

中国现在的情况和全球一样，因为信贷比较廉价，流动性比较充沛，所以大量的信贷投到了低生产的部门，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

中国的投资机会要比美国多5倍以上

中国的未来和全球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全球发达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民意需求水平比较低，再加上现在有债务拖累，他们基本上不太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局，除非个别的国家在政治上能够让公共债务找到解决的办法。

中国不是发达国家，因为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很多方面的差距还比较大。从全要素生产率（TFP）数据对比看，大概是美国的35%左右。从物质资本比重看，我们现在只有美国的不到20%。

这个含义是什么？即中国的投资机会要比美国多5倍以上。美国的资本水平已经非常高，比如说在美国看不到泥土，美国的铁路里程比中国还要多。但是美国的人口比中国少，中国是美国的4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投资机会和改善的资本存量的空间很大。

中国现在增长率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是在60%左右，如果中国能够增长速度快一个百分点，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就会有差不多0.6个点的上升，这个太重要了。全球长期增长的停滞格局能维持多久，很大程度上看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国家能够增长的怎么样。

中国能做什么？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

债务严重的时候，货币政策作用相对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现在每一次货币政策放风，马上做出反映的是资产部门，要么是资本市场，要么是房地产市场，所以这是个老问题。一放松，大家马上会把更多的钱用于购买资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太很大。

所以现在中国首当其冲是要把财政政策做起来，要更加积极，因为中国的财政状况好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大概就是50%左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财政方面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二、减税

很多实体经济现在面临的债务负担，可以间接通过减免税来对冲，投资需求就会有所改进。我们有大量的投资机会，但是现在企业的债务率比较高，所以没有办法在当前的财务约束之下去释放需求能量，所以必须要减负。

中国的财政状况也比较允许减负，但是这件事情讲起来比较容易，做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未来税收制度改革是相当重要的，发达国家政府稳定的税源是来自于房地产，中国的税收是来自于实体经济的企业在流通和生产环节缴纳的税，所以在没有转向稳定的税收之前，要减税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依然有空间来减税。

三、开发需求源泉

在财政政策更积极、货币政策需要宽松的同时，我觉得中国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做：中国国内有巨大的需求源泉有待于开发。

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内部对服务业的需求是巨大的，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服务业做的不好，服务层面上所配生的大量的高附加值的服务投资是不足的。中国未来的投资结构调整中，要加大高端服务业的投资，实际上在物流、通讯、运输都可以很高，关键是我们的投资要改进这些领域里创造附加值的服务能力。

第二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中国的城市化率指标相对于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讲也是偏低，我们的户籍城市化率只有37%左右，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大概55%，这是一个巨大的有待开发需求的源泉。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有超过一千万人从农村进入到城市，从落后地区进入发达地区，这是非常了不起，是巨大的能量。再加上城里大概有2.5亿没有户口的常住人口，这些转户以后，他们会产生对教育、对医疗、对养老、对整个公共品的巨大需求。

怎么样做好城市化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重要。城市化不是一个人来了就可以了，城市化涉及到户籍制度的改革，涉及到医疗制度的改革，涉及到社会保障制度，更重要还涉及到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流转。我想这些问题是未来改革的重头戏。

我很希望我们的改革不要空转，切实把这些问题解决，这样在未来五年以后，中国经济能够有足够的国内需求来支撑增长，不管这个增长率是7%还是更低，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关键是要可持续。而且通过增长逐步把债务占GDP的比重稳住，并且逐步回落。

我对中国经济在未来发展的前景很有信心，因为大国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拥有很多小型开放经济没有的优势，特别是地区的差别、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都成为经济持续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需求源泉。

所以当发达国家今天都面临民意需求在不断地收缩的时候，中国是有巨大的需求源泉，怎么让这些需求能够释放出来，转换成我们对他的投资，我想中国经济的增长、GDP的增长指日可待。

  http://www.zjsr.com/tpxw/201605/t20160509_18072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