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维度下面，还有14项二级指标，81项三级指标。采集数据时，一位省里的干部曾向研究团队透露，“当很多指标成为当地政府业绩考核的一部分后，真实性有待考量。”

“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裕’，也不能是‘过大差距’。”2021年5月28日，在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联合举办的“2021中国共同富裕指数模型”发布会现场，浙江工商大学校长郁建兴介绍了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

郁建兴的另一个身份是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他的研究团队尝试用数字回答什么是“共同富裕”。

三个维度下面，还有14项二级指标，81项三级指标。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二级指标中，权重最高的是“富裕度”，为13.59%，而权重最低的是衡量信息化发展程度的“数字应用”，为3.09%。

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丽君教授在前期研究中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共同富裕的公认标准。”“就模型的价值而言，监测，要比仅仅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更加具有普遍意义。”陈丽君说。

主观指标只有一项

据了解，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任务。厘清共同富裕的内涵与特征，构建一套科学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让数据“看得到，可测量”，被郁建兴视作高质量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

郁建兴发现，浙江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1.96倍，但在城市居民内部、农村居民内部，因为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分别达到了11倍和8倍。

正式研究开始前，曾有学者问郁建兴，“研究指数模型，是不是要在收入端上做文章？”

“有同事在讨论共同富裕指标模型时，首先提出，要把‘到2025年，浙江省三口之家能够达到20万元的年收入’作为重要指标。”郁建兴则不太赞同这样的说法：“到那个时候，家庭人口基数可能超过3个。另外，如果考虑通货膨胀，20万元又会变成多少？”

郁建兴希望构建一个共同富裕的新概念。“既要考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要考虑制度的矫正和制度补偿，既要考虑经济，还要考虑创新社会治理等内容。”

在经过反复论证之后，三个维度被确定下来：社会总体财富增加和人民收入增长的发展性、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共享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长远利益和种族繁衍的可持续性”。

陈丽君介绍，在参考了美国皮尤中心关于“中产阶层”的定义、全球民生福祉报告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财政发展指数等现有成果后，团队成员又将三个维度细分为14个二级指标和81个三级指标。“例如，发展性，就包括富裕度、群体共同度和区域共同度三个指标，而富裕度则又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率等11项指标。”

确定指标花了3个月时间，每一个指标都被研究团队赋予了不同的权重。

在所有的指标中，唯一一项主观指标是用于反映幸福感和获得感。“此前北大的学者做过研究，让大家说一说自己属于什么群体，研究结果很震惊，每个阶层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的。”陈丽君认为，在共同富裕的议题中，“老百姓的感受是很重要的。”

数据采集并非一帆风顺

在共同富裕指标模型正式发布前，研究团队已经在中等发达的湖州南浔区做过实地调研，“通过当地政府委托的智库形式，把所有模型内的数据都收集了一遍。”

数据的采集并非一帆风顺。研究者发现，有的数据要么从来没收集过，有的数据收集了却没公开。一位省里的干部曾向研究团队透露，“当很多指标成为当地政府业绩考核的一部分后，真实性有待考量。”

在南浔区调研期间，团队已经将“没有数据的指标剔除了一部分”。

在团队的设想中，未来希望模型的数据能够做到“实时，主动抓取，常态化建设”。“在数字革命时代，数据应该是在自动生成的。”郁建兴表示。

为此，陈丽君开始思考共同富裕指标模型的作用到底要如何体现。“如果要建一个大学，那么一个好的大学是什么样的，我们首先得明确吧？”陈丽君把模型的设立看作一个理想图景的描绘，“共同富裕是什么样，通过各种指标，我们能看到它大概的样子。”

据介绍，在研究之初，建立指数模型的原则之一便是动态监测和有效对标。“弥补现有研究评价维度单一、价值目标与政策目标衔接度不高、忽视需求侧、局限于绩效考核结果的缺陷。”陈丽君表示，“就目前而言，还不能够把指数模型拿来完全作为考核。作为考核的前提是需要有一个标准。”

共同富裕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目前学者之间还存在分歧，有的研究者认为，标准应该是绝对的。但陈丽君却觉得，标准应该是相对的。“之前郁教授提到20万元的标准，在一些中低发展的区域里，已经算是一个富裕的程度了。”

研究团队希望指数模型能被地方政府用于科学研判和检测各地共同富裕建设状态。陈丽君更希望让大家暂时忘掉“标准”，“在指数模型里面我们不关注标准，我们只要关注你的现状，重要的是对指数进行加减和进行比较，清楚知道目前你处于哪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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