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作出的行动纲领和政治宣示。

（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建立健全、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验的系统总结，是我们党对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的政治宣示，是我们党对“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作出的深刻回答。因而，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定》，是一部以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有效应对系列风险挑战的纲领性文献。要言之，是以“中国之治”有效应对“时代之变”。具体来讲，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主题，有其深远意义。

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所进行的系统总结。历史是教科书，历史是清醒剂，历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系统总结过去我们党在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的历史经验，是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和解决我们党所面临的问题和难题，更顺利地实现我们党所确立的战略目标，进而为实现我们党所确定的战略目标提供制度和治理保障，为有效应对系列风险挑战提供资源支撑。

这是有效应对系列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是致力于解决“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入“后半程”所要面对的问题的迫切需要。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入了“后半程”，我国遇到的问题比“欠发展”时遇到的问题更复杂更严峻更具有挑战性。当前，我国发展进程中遭遇到了系列矛盾难题、障碍阻力、风险挑战，我们不仅是在“滚石上山”，而且也是在“过坎闯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既是机遇，更是挑战。为解决新时代我们面对的难题，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就必须从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入手，即必须以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来有效应对新的系列风险挑战。

这是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致力于解决三个根本性问题：一是运用新发展理念，集中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二是要具有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三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因素和关键条件。

总之，这是以中国之治应对时代之变的迫切需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生成逻辑，因而具有重大深远意义。

（二）

改革开放之初，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创举，既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照搬，也没有既成的模式可以遵循，只能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摸索出了一些经验。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些经验制度化，彰显制度优势，进而揭示其中蕴含的规律。

十九届四中全会最鲜明的一个特点、亮点和创新点，就是第一次系统总结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系统总结。这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为“中国之治”应对“时代之变”提供了经验和制度支撑。这些显著优势，核心是围绕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而展开的。

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即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这是最根本、最核心、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种优势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引领力、组织力、凝聚力、向心力。

二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即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当作主体，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目的，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当作尺度，人民至上。因而，中国共产党能赢得民心。

三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即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把法治看作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把全面依法治国看作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四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这样就能实现了解难题、办大事、加速度。

五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即民族团结的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特别注重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体意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这三个“共同”，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优势及其核心要素。

六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即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它蕴含的不是“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补结合”“主次互补”“相辅相成”的思维方式。

七是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即中国文化的优势。这种优势既破除了“思想僵化”的弊端，又克服了“思想分化”的危险，还能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因而能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团结在一起。

八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即党和人民关系的优势。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把人民作为执政的最大底气、作为最大的依靠力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种优势使政党与人民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九是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即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创新活力的优势。坚持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能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能促使社会不断进步；具有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自我革命勇气，能把我们自身锻造和锤炼得更加坚强有力。

十是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即选人用人育人的组织优势。中国共产党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而努力奋斗。

十一是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即党指挥枪的优势。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十二是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显著优势，即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优势。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必须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

十三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即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的优势。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13个方面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和坚实基础。为继续保持这些优势，就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

《决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给以深刻的阐述。二者的关系可简要概括为：一是要在制度框架内进行治理。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要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制度是管立场、方向和原则的，治理是讲执行力及其效能的。二是治理是制度的集中体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三是制度建设效果要通过国家治理能力来体现。制度及其建设效果如何，最终要看国家治理效能或国家治理能力如何。国家治理能力背后的本质和基础是制度，制度最终要具体转化或落实到国家治理效能或国家治理能力上。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积极推进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充分表明一种好的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对有效应对系列风险挑战，进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形成合力、凝聚力和执行力，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使人们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能促使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能强有力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特别有助于解难题、办大事、加速度，有助于解决人们关切的问题，有助于化解矛盾。正因如此，今天我们党更加自觉地强调以强大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来有效应对各种复杂而严峻的挑战。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并注重国家治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并积极主动去解决新时代的战略性问题；表明具有解决问题、责任担当的主动性；也表明能自觉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要言之，这意味着能以高标准高层次的国家治理效能来有效应对系列风险挑战。